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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直以来,海南岛都是以青春靓丽的形象示人的,其历史给人的感觉并不厚重。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000多年,南方百越人的一支——骆越人,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一带漂洋过海,历尽千险到达一座海岛。他们停泊靠岸,从此在这美丽富饶的海岛上落地生根。据历史与民俗学考证,这一支骆越人就是海南黎族的祖先,而他们的到来,也就自然而然被认为是海南岛人类文明的开始。

    然而,如果不是1992年考古学家的一个发现,人们对于海南人类文明史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五千多年前。199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三亚落笔洞发现了13枚人类牙齿化石,经过碳14年代测定,确定这是一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于是,海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就追溯到了新石器早期。这样谁为海南先民,便成了一个仍待考证的问题。

    海南岛及南中国海各岛屿早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秦始皇时期,海南岛就归象郡管辖。西汉至南北朝时期,海南岛经历了始置、罢弃、遥领、重建的过程,但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管辖之内。南朝梁时建崖州,这对后来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理海南岛及附近岛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海南岛的行政称谓,随着朝代变更时有改变,曾启用的名称有“崖州”、“琼州”、“琼崖”等。文人骚客又称她为“海外”、“南极”、“天涯”、“海角”、“南天”等。

    由于海南岛孤悬天涯,远离祖国政治文化中心,历代王朝都把她当作放逐“叛逆”人士的流放场所。因此历朝历代海南岛并不是官僚心中一块炙手可热的必争之地,只是有了需要流放叛臣逆子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这一块荒凉而美丽的海岛。

    一海之隔的化外之地,足以挡住任何流放之人与内地的往来。“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天涯在何处,生渡鬼门关。”这首诗逼真地表现了被流放至此的官宦迁客的心情。

    宋太宗贬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中提到“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流放海南岛,只比满门抄斩罪低一等。

    明朝以后,海南岛才不再作为流放之地。

    历史上被流放海南岛的人员当中,不乏著名人物,五公祠里供奉的李德裕、李纲、赵鼎等,都是曾经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中最著名当属一代大文豪苏东坡。

    除了流放官员外,也不乏为逃离战乱而远离中土来岛而居的智士贤人。这些人的到来,对海南岛的原住居民起到启蒙的作用,为海南岛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海南人民那种刚直不阿、热爱祖国、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不能不说和这些文人骚客的到来有着密切的联系。盛唐气象,大宋风范,至今仍在海岛随处可见。

    中土文人贬居海南,并不是终日消极落魄、郁郁寡欢,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人生。他们兴学传教、广播文明,成了岛上最为重要的思想启蒙老师、文化文明的传播使者。他们与人为善,颐享安乐,过着“采菊东篱下”的淡然生活。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乐观旷达的圣者,一个让海南人民至今缅怀的文明使者。

    苏东坡贬居来岛,眼见当地黎民耕种落后,物质匮乏。他开设学堂,传授诗书礼仪,使当地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以这样的词句概括自己一生的作为,足见他在这里取得的成绩。

    海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份,明朝嘉靖年间海岛人口已达150万。这里除了最早从浙江漂洋过海而来的骆越人,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少人以不同方式来到这个小岛。有的是随军打仗定居不走的,有的是经商至此繁衍后代的,有的是贬谪流放不再北归的,然而最多的是躲避战乱至此的平民百姓。无论是谁,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到海南岛,当他踏上这个小岛的一刻,就会被这个富有包容与宽恕之心的自由之地所接受,从此在这里平静地生活下去。

    海南人的性格不温不火,不紧不慢,没有多少好斗的成分。海南人的平均寿命是全国最长的,这大约得益于他们性格的温和。

    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解放,设立海南行政区公署,作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从这个时期起,海南终于被重视起来,然而地位仅止于“国防前哨”,经济建设的投入相对不多。海南岛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要冲”的优势地位始终没有体现出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海南带来大发展的第二春。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同年8月,海南省召开全省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从此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开始的十几年里,这片投资热土被过热炒作,导致泡沫经济严重。海南的经济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得以飞速发展的。粤海铁路通车使天堑变通途,极大方便了内陆和海岛的经济文化交流。